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时代，此阶段世态百变人才辈出。而毛泽东又特别对这个历史阶段发生的汉武帝与匈奴相争一事颇感兴趣，因此《汉书》是他阅读最勤的正史之一。毛泽东读《汉书》，不仅认真品读，还做了许多点评他尤其喜欢读《汉书》中的《赵充国传》，称赞他敢于坚持真理，由此也能看出毛泽东对真理的追求。
文景之治是“萧规曹随”
品读原文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摘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与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见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品读精华解析西汉的文、景二帝，历来史家评价甚高，称他们统治期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有“文景之治”的美誉。但毛泽东却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他在1957年与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评价了汉代的几个皇帝，在谈到文、景二帝时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他将“文景之治”看成是文景二帝继承高祖政策的成果，而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大胆的改革与创新，因此，此二人是守成之君，进而是无能之辈，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确实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评价。
文、景二帝在位期间，继承了刘邦制定的“顺民之情与民休息”的政策，减少于预，使百姓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从事生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继续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约法有禁”，废除严刑酷法；对外与匈奴约和。
这些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渐渐地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和亲”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侵扰；“分封”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最终酿成七国之乱。因此，毛泽东称文景二帝为无能之辈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于毛泽东将他们称为守成之君，认为不值得称道，则反映出毛泽东的个性和志趣。毛泽东喜欢“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也喜欢这样时代的人物，如刘邦、朱元璋、汉武帝刘彻，而对和平时代则不甚喜欢。他说“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这大概就是毛泽东不喜欢文景二帝的原因。
衰国者汉元帝刘奭
毛泽东评点汉书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汉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了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摘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见《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品读原文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政，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
———1959年4月10日，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的谈话（摘自《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时事出版杜1997年12月版）。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讲汉元帝“儒学治国”的故事，是在1959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
1959年4月20日，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工作。毛泽东又召见吴冷西等人，重提他4月10日对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据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所谈：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召胡乔木和他到其卧室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吴冷西说，中央正式决定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在会谈中，毛泽东重提他10天前同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毛泽东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二是用人讲起，评说了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
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毛主席接着又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就每况愈下了。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毛泽东读《汉书》，对汉元帝很不感兴趣，这除了西汉是从他手上衰败的原因外，对他改变“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任用儒生很不以为然。因此，他很同意《汉书》作者班固在《元帝纪》的“赞”里说的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以儒术治国，似乎就是西汉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0年后，毛泽东还曾谈起他这个观点。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从几次毛泽东讲汉元帝的故事，不难看出毛泽东似乎是在阐述治国的道理，具体到办报来说，也是要政治家办报，而不能是书生办报。
毛泽东当时要调吴冷西去《人民日报》，无非是觉得原《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不是政治家办报，只是“书生”办报。调吴冷西去的目的就是要加强报纸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当时，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大量尖锐的意见，毛泽东觉得当时的形势已有些“黑云压城城欲摧”了，因而对知识分子产生了不信任甚至反感，有鉴于汉元帝儒术治国而衰国的史实，故毛泽东认为书生办党报，势在必换。
之于古代的帝王将相，毛泽东对他们的得与失十分感兴趣，他特别推崇那些出身布衣而终成大器的人物。在评价汉高祖刘邦时，毛泽东就说过“老粗出人物”。
从50年代后期，毛泽东就经常列举历史上有作为的“老粗”皇帝及书生出身的亡国之君。毛泽东对汉元帝的评述，就是他这一观点的明确体现“老粗出人物”，书生多亡国。
王莽是个失败的改革家
品读原文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唯土地，而他先节制土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取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目耳。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
———转引自《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512页。
品读精华解析王莽身死国亡后，历代封建正统史学家以幸灾乐祸的态度，把最恶毒的言辞加在他的头上，肆意歪曲王莽的形象。对此，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以往的史学家把王莽说得如此这般坏，是因为他们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要维护正统宗法统治的利益和形象。特别是东汉建立后，更把他看成是篡权夺位、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东汉的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王莽传》正是站在正统的宗法立场上，记载了王莽发迹篡权从变法到灭亡的一些事迹，对他多有批判和贬斥，甚至谩骂和丑化。
诚然，王莽上台前使用了一些欺世盗名、骗取人心、玩弄权术等阴谋手段，不够光明磊落。不过，生逢乱世如果没有这一套权谋，哪个帝王又能登上皇帝的宝座？何况西汉末年阶级矛盾尖锐，必得有人解决。成帝之时，思想家谷永就曾说过：“天生蒸民……不私一姓。”并特别指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汉书·谷永传》）。汉朝刘邦建立天下，不也是从秦朝手中夺得的吗？为什么王莽就不可以从刘家的孤儿寡妇手中夺得呢？如果抛开封建正统观念，王莽也完全可以当皇帝。
毛泽东认为对王莽的评价不能跟在正统的封建史学家后面人云亦云，要用“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要实事求是。白居易有诗曾云：“王莽谦恭未篡时”，班固的《汉书·王莽传》经过作者的严重歪曲，以致泯灭其真，不过，我们还是从其字里行间窥见一些王莽未篡时谦恭的遗迹。王莽出身贫寒，自小生活俭朴，身居高位后，也少有一般高官显贵的豪华奢侈。王莽就任大司马后的一天，他的母亲生病了，公卿列侯派夫人去探望，王莽的妻子出门迎接，她没有穿丝毫的绫罗绸缎，更没有贵夫人那种满身的珠光宝气，和普通的百姓没什么区别，人们看见还以为是佣人，一问才知道是王莽的夫人，都很吃惊。对自己的母亲，王莽也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孝子。对于自己的儿子，他也严格要求。一次，二儿子王获杀死了奴仆，王莽严厉斥责他，并要他自杀以谢罪。每遇水旱灾荒，王莽就吃素食，以示和天下百姓同甘共苦。王莽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都恭敬谦逊，但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坚持原则，并不怕丢官罢职。
太后的侄子淳于长犯罪，他不怕得罪太后予以揭发。哀帝时，未央富摆酒宴，内者令为哀帝的祖母定陶傅太后设置幄帐，把她的座位安放在太皇太后的座位旁边。王莽发现后，认为定陶太后是藩国之妾，不能与太皇太后同列并坐，就命撤去幄帐，另设座位。对此，傅太后大发脾气，对王莽极为愤恨，不久王莽就因此而丢官。对于地位没有自己高的贤士，王莽也恭敬有加，经常把自己赏赐和采邑收入所得全部拿来供给他们，而自己过节俭的生活。从这些事迹来看，假如王莽在未篡位时就身亡，他也会获得像周公旦那样的颂扬。这些事迹也可能含有矫揉造作的成分在内，即便如此，我们总不能说他比那些贪图享乐、穷奢极欲、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还要坏。而且王莽当皇帝前的所作所为和当皇帝这件事本身也并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了不得的坏人。
从他当政后所进行的改革来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体制等多方面，往往在否定或扬弃现有体制的同时，援引古义作一些创新，属于托古改制性质，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改革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在所有制方面，王莽实行了重大改革，设立“王田”和“私属”。西汉后期，土地高度兼并，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从平均主义的幻想出发，下令：“今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日私属，皆不得卖买。”（《汉书·王莽传》）就是将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称为“王田”，然后按男劳力进行再分配。八个男劳力分给一井（九百亩），这样就保证一夫一妇有一百亩田地。
如果男劳力不足八个的家族，就要把按规定多出的土地交出来分给别人；原来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人，都可以按井田制规定的份额分到土地为了防止大地主购买大量男劳力做奴隶，继续占有大量土地，又下令奴婢称为“私属”。土地和私属一概不准买卖。对于敢于违反和反对新的土地制度的人，就把他们遣送到边远地区。这对于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有很大好处，对于拥有大量田地的大地主显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或多或少地触及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实事求是地讲王莽的“王田”主张并未认真实行，但却抓住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问题的要害，即土地兼并问题，为后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后来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和占田制，不能说与王莽的“王田”主张毫无关系，从这一点上可以说王莽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
毛泽东看到王莽政权的实质仍然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而这些变法措施代表的却是农民的利益，损害的是地主的利益，“王田”实施后，地主官僚因买卖田宅，获罪者不可胜数，这样，改革就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刘汉贵族更是如此，南阳大地主刘氏家族“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后汉书·齐武王演传》），待机起兵反莽。这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加之制度本身的弊病，给劳动人民带来的不是福利，而是巨大的灾难。这些措施不能落到实处，而且推行中吏治腐败，贪官污吏借机鱼肉百姓，人民已无法生活，被迫起来反抗。而豪强地主刘秀代表地主的利益，他巧妙地利用了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宗法意识，一举推翻了王莽政权。
王莽变法失败的原因相当复杂。可以说，他是被自己、被改革的失误被人民群众、被反对派一起扼杀的。从总体上看，王莽的改革不够成熟，显得草率，没有章法，又是处在那样危机四伏、情况严重的氛围之中，其失败也是必然的。不过，历史不应以成败论英雄，而应做出公正的裁断。王莽的改革措施未能在匆忙的历史瞬间落实，不但未能解决西汉后期就开始沉积的大量社会问题，而且同原有矛盾一起激化，诱发了农民大起义，把他及其改革很快淹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莽不过是西汉后期政治矛盾的替罪羊和牺牲品。
赵充国能坚持真理到底
毛泽东评点汉书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屯田，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品读原文说服力强之效。
———毛泽东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品读精华解析《汉书》是毛泽东阅读最勤的正史之一。毛泽东读《汉书》，尤其喜欢读《赵充国传》。敢于坚持真理的西汉名将赵充国，一直是毛泽东津津乐道的一位历史人物。
50年代末的一天，毛泽东和周谷城在中南海游泳后，两人并肩坐在遮阳伞下谈古论今，毛泽东顺手拿起一本线装书，翻到了某一页看了一眼，就说：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在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毛泽东拿的这本书就是《汉书》，他翻的这页是《赵充国传》。毛泽东对赵充国的行为十分赞赏。
为此，他不仅在《汉书·赵充国传》上批注了“说服力强之效”六个字还特意在与他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交谈时拿出《汉书》，翻到《赵充国传》，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不可存“五日京兆”之心
品读原文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
———《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0996年8月版，第301页）。
品读精华解析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然而，新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富强，仅靠农村小生产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城市社会化大生产走出一条工业强国的路子。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果断地作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决策。
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断言党以后的工作中心将是城市问题。他曾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此后，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上，他又多次提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但由于当时对日作战处于战略大反攻阶段，加之主要城市尚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党中央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实践城市各项具体工作，毛泽东等领导人更多的时候只能在理论上思考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与对策。
进入1948年后，随着人民革命战争全面胜利的临近，毛泽东开始更多地考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2月15日，由他起草的《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明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以及中工委准备“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并责成各领导机关“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掀开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序幕。经过了七个月的摸索后，这年9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的战略构想。
当时，由于长期饱经战乱，重要城市大都破败不堪，一些资本家担心共产党执政后没收其资本，纷纷将资金转移出去，工业生产处于停滞状况的现象很普遍。所以，想要解决好城市问题，第一步就是在占领城市后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城乡统筹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他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而服务”。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4月中旬，根据实际情况，毛泽东又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方针。这之后，毛泽东在致各中央局和前线各部的电文中，多次就城市工作问题提醒他们要注意总结经验，做好接管工作。
5月2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致华中局、林彪、罗荣桓、谭政电，要求他们“充分注意抓紧对于新占各城市的政策指导，不要过了很久才去检查和指导”。5月26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致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和南京市委电，向他们通报北平、天津接收企业的经验。在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据平津经验可知，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
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要求：“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存厂的或已交给国民党政府、政府尚未付价的都在内）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业物资（纱布、被服及其他制造品）当作战利品消耗掉，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企业才能继续开工，否则企业即将停工，无力继续生产。”
这里毛泽东摘用《汉书·张敞传》中“五日京兆”这个典故，委婉地批评了那些“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的错误想法和做法，提醒党的各级干部在接收城市的问题上，应将接收与经营统筹考虑，将城市日后的持久发展作为接收的最终目的，将城市作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的大本营来用心经营，决不可存“五日京兆”之心，将城市作杀鸡取卵式的战果享受。
讲“闻喜县的由来”是激励干部作为品读原文毛泽东问陶鲁笳：“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县？”
陶鲁笳摇摇头说：“不知道。”
毛泽东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可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引自陶鲁笳：《我记忆中的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
品读精华解析陶鲁笳曾担任过山西省委书记。1958年3月，在毛泽东主持的成都会议上，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入汾河，科技术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听后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
毛泽东又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
陶鲁笳说：“山西十年九旱。金木水火土，就是缺水，如果解决了缺水问题，旱涝都不怕，山西也和四川一样就成为‘天府之国’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鲁笳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陶鲁笳回到太原后，查到《汉书》里有如下记载：汉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湖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
毛泽东讲闻喜县得名的故事，表面上是在论证当时山西境内的汾河水水量之大，可以行船载，而今天汾河水却干了，但更深的意旨是警省当地的干部，希望他们能够有雄心壮志，改变山西长期缺水的面貌。
董仲舒有形而上学的思想
品读原文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01页）。
品读精华解析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顿时成为各种矛盾的集结点。在国内，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观变化并未被大多数人们意识到。同时，党内仍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者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矛盾。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给中国革命以正确的指导，就成为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在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前人研究成果之后，1937年月，毛泽东完成了我党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深刻地、翔实地论述唯物主义的专著———《矛盾论》。该文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辫证法的继承和发展。全文以对立统一规律为主线，贯穿始终，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建立了一个关于矛盾学说的逻辑体系。具体内容包括：一、系统总结人类的认识史，提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和“发展是对立的统一”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并对前一种观点进行批判；二、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普遍性“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特殊性即是说“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都有自身特性；三、举例论证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影响着其他矛盾、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发展方向的观点；四、提出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二者可以相互转化的问题，提醒广大干部在工作中正确对待，不要犯错误。
毛泽东摘用《汉书·董仲舒传》中“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在论述第一个内容时。在这部分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历史上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形而上学”和“唯物辩证法”。接着，他分别对这两种宇宙观进行了阐释。
毛泽东说：“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
毛泽东认为，这种思想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它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他进一步解释说：“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由于形而上学家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所以，他们只能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事物发展的原因。这就是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强调，这种思想，不但欧洲有之，就是在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为此，他特别指出汉代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观点就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是为腐朽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的唯心主义学说。尔后，毛泽东笔锋一转，开始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通过对比，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两种宇宙观的孰优孰劣，为下文的有序论述作了一个很好的开端。